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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lang1190 的博客

毕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有资格的被问责,没资格的被问罪?  

2008-12-09 07:44:4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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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在陕西定边县的特大煤气中毒事故,令11个女孩在一夜之间骤然离去,给这个世界留下撕心的伤痛。痛定思痛,总要有人付出代价。媒体报道说,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理——榆林市委决定,免去定边县主管教育副县长贾枫县委常委职务,建议县人大免去其副县长职务;定边县委决定,免去该县教育局局长毛鑫,堆子梁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沈效亮职务。对堆子梁镇中学校长赵秉宏、副校长韩惠龙、班主任宋晓燕依法刑事拘留。(12月5日新华网)


据现场记者描述,校长赵秉宏、副校长韩惠龙被一副手铐连着,表情木然地被带上了警车。而那位已经怀有四五个月身孕的准妈妈宋晓燕,出事后当场晕倒在学生宿舍外,后来被警方刑拘。这个去年还被评为全校模范班主任、至今还未领到2007年转正后工资的23岁教师,被大家评价为“很爱学生,很注意保护学生自尊心”;而马上要退休的副校长韩惠龙也被大家所惋惜,“在学校干了几十年,咋就出了这种事”。


“必须要有人为11个孩子的死亡负责”——惨剧发生后,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。但说老实话,看到“追究责任”出现这样一幕,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儿——这样的问责好像很常见,但真的很正常吗?


这些年,不管非典、三鹿、溃坝还是塌方,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官员的“落马”,“问责”一词屡屡出现,这当然很有进步。但细细想这个词,还是耐人寻味的:问责一词应该是从“问罪”一词衍生而来的。只是因为“问罪”太锐,“问责”要舒缓的多,对于并非直接肇事而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而言,更容易接受。那么,“问责”这个词是否因为词义本身的舒缓,也造成了实质上的“轻飘”了呢?尤其要注意的是,怎样避免这样一个倾向:“问责”似乎成了官员的专利,而“问罪”成了老百姓的专利。


官员是有职务的,所以遇到过失,总可以先把乌纱帽摘了,有了惩罚了,似乎便可以交代了。而老百姓是没有乌纱帽可摘、官袍可扒的,所以往往就没有“问责”的余地,干脆便是直接“问罪”——先抓了、拘留了再说。在这种环境之下,有行政官职的人、有人大代表光环的人、甚至手握党票的人,无形之中似乎便都有了一层防护服,而什么职务都没有的小鱼小虾,便真如鱼虾一样“裸泳”。这个苗头已经很清楚地冒出来了。


定边惨剧的确很惨,从遇难者家属的角度,把这些“挨千刀”的怎么收拾都不过分。但追究责任是需要讲法律的,而不是简单的感情用事的。总得承认,事故里面有很多的意外因素:学校就是那样的“生炉子取暖”的条件,就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来看,为了避免出事故,学校也是想了很多办法的,比如严格限制生炉子的时间,比如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熄灭炉火等等,比如值周的班主任老师在晚上10点钟确认宿舍里的炉子是熄灭的(当日并非宋晓燕值周)。谁都想不到的是——学生往外送炭的时候掉了一小块下来,又恰巧掉在了煤堆里,慢慢引燃了。


无意于为校长、班主任们开脱责任,如果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罪责,那么他们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。但我们必须明白,是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离事件中心的距离来决定是“直接责任”还是“间接责任”呢?谁应该被“问责免职”,谁应该被“批评诫勉”,谁应该被“刑事拘留”,究竟要以怎样的意志来做判断呢?


对于事故问责,当前主要是地方党委或者政府在主导的——他们做出来的决定,常常对官员是很“爱护”的,能警告的绝不免职,能“引咎辞职”的绝不撤职,能撤职平息的绝不移送司法;相反,对于没有职务的平民百姓,似乎更多的便是直接的“问罪”。想想华南虎事件中那些金蝉脱壳、被免职“问责”的官员和周老虎同志被司法审批的不同命运,能说这种忧虑是多余的吗?


不要跟我说一个乡村中学的校长、副校长好歹也带个“长”,也是个什么“官”,在目前中国的话语体系里,他们几乎是毫无话语权的,更何况还有那个连正式工资都没有拿到手的班主任——实在连级别也算不上的“主任”。如果说学校发生安全事故,校长本应受此“待遇”,让人想不明白的,就在11月14日,上海商学院女生宿舍发生火灾,造成四名女生死亡,舆论哗然,据说还有灭火器过期的问题,那么,何以没有听闻校长、班主任被“刑事拘留”的消息呢?我们似乎只能从逻辑上去推论:副县长、教育局长、镇长,都大于校长、班主任,而大学校长又大于中学校长?混得越“大”,接受司法招呼的可能性就要更小一些?


向偶然问必然,这是应有的姿态。那么,所谓必然,便是“在一个并不穷的地区,何以仍然用烧煤炉子”?有网民爆料称,据说上面划拨80万元的暖气改装费用,没用到学校的暖气安装上;也有网民爆料称,县上曾经给堆子梁镇划拨50万元的暖气改造专项资金,但被乡镇一级截留挪用……这里的网民爆料显然便是一种举报,如果这些情况属实,比起校长、老师们,造成这种状况的人(肯定是有权的官),难道不是更直接的罪过吗?1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,今年10月,中央财政下拨2008年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(取暖费)补助资金20.6亿元,专用于北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冬季取暖支出,但相关经费目前还没有拨到定边县,而此时,定边县的气温却已经降至零下10摄氏度以下——这种经费超级缓慢的流通所付出的代价,难道只是一个间接的“领导责任”吗?


我们为什么要问责?问责的目的不是简单的,事件出来之后抓上几个人平息一下民愤,就此草草了事,我们的目的是就此警告其他人,使他们明白应当如何避免犯错误,如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如果校长、教师们明确触犯了哪条法律,可以起到怎样的警示作用,信息应该都是很不清晰,遗憾的是,现在并没有很清晰的表现,或者说远没告诉我们。比较而言,这些经费截留等问题,才更为酿成事故的根本,如果是简单的抓小放大,那么问题的实质就会被掩盖,会让更多的底层民众无所适从,悲剧也将因此永远无法避免。


作家陈四益先生曾考证说,即便在古代,怠慢误事、呼应不灵、避难就易等也是要被弹劾议处的,如果问责只停步于此,实在算不得制度创新。那么,怎样才能算“极大进步”?显然是建构于法律基础上明确的责任区分,不按照有没有官职来区分,不按照离事件中心的距离来区分,也不是单纯的依赖于行政权力的“处分决定”来区分,唯一的手段,便是在形成恶劣后果的法律区分。


行政问责是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,法律问罪是建立在司法公正基础上的,行政问责不能代替法律问罪;法律问罪也不能被行政问责所羁绊——行政问责与法律问罪,实在需要搞得再清楚一些。实在不能让人有这样的感觉:被问责也是一种资格,没有资格只能被问罪。


http://news.163.com/08/1205/10/4SD55TLE0001125G.html
http://www.qj50.com/html/2008/12/05102744739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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