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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lang1190 的博客

毕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跃进风潮中重提城市的伟大与至尊  

2007-11-27 10:47:3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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跃进风潮中重提城市的伟大与至尊

——读《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》

 

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的大旗之下,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建筑工地。从大都市到中等城市,从中等城市到小县城,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大兴造城运动,大拆、大建、大规划、大手笔……挖掘机拆毁一座座刚立起来没几年却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大楼,塔吊一层层升高,再以更大的气魄建起一个个标志性建筑。动静如此之大,以至于颇有些学者已经坐不住了,有的给总理写信,希望通过行政的力量压制住一些潮流,也有学者公开演讲,宣示自己的担忧。在这些人当中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。他多次在演讲中宣称:中国已经出现城市化的大跃进,这一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,既违反循序渐进原则,也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。

 

学者有些时候是很可怜的。尽管可能手握真理,但这些真理能转化出多少力量,却是完全不可预期——多数造城运动的主导者、推动者,是不会把一个院士的警告太当回事情的,他们听不进去,也根本不想听。陆院士的说法中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提法,叫超出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,他将视角聚焦于城市推进与能源、占地、运输等之间的协调关系上,期待通过制定最严格的得用低标准,从利益上切断地方城市与土地之间的关系。

 

这当然是一个思路,并且是一个很现实的思路。但他的说法给笔者更大的启发却是:我们是否需要更全面地认识一下城市化的发展轨道?换句话说,在一片城市跃进的风潮当中,我们是否更需要回答一些更关涉本质的问题:我们为什么需要城市?我们的造城运动与城市存在的理由是越来越接近,还是渐行渐远,甚至干脆就是南辕北辙?学者易中天曾做过断言:21世纪是一个城市竞争的时代,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,将集中体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,尤其是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。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楚前述的本质拷问,便很可能在赶潮流的城市化步伐中乱了方寸,在新的征途上再落它后。

 

我们为什么需要城市

 

在这个跃进的风潮中,重新阅读16世纪意大利著名政治哲学家乔万尼·波特若(GiovanniBotero)于1588年写下的《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》(Delle Cause dellaGrandezza dellecite),带来的启发是深刻的。尽管说,400多年前的著作,用昔日的观点来审视今日的城市,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里,想不说落后都困难。但正因为时间久远,且发生在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文明之前,该书本身并没有太多现代的烙印,表现出来的现代初兴之时尚未丧失净尽的生动而形象的自然视野,在今天看来尤其清新而奇异。因此,在跃进的喧嚣声中,阅读这样一本小册子无异于酷暑当中服下一杯冰镇冷饮,清醒与冷静的成分,多少可以驱走一份燥热。

 

《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》是波特若的成名作,分三卷写成,核心内容是雄辩地揭示了城市可能达到的崇高与伟大,以史学家的自然视野揭示出城市的增大部分源于人类的生殖能力,部分源于城市的补养能力。但在结尾之处却出乎人们意料:在对城市的崇高伟大极尽颂扬之后,黯然地面对城市必然衰败的命运,探讨曾经成就伟大境界的城市不再继续按照那种比例增长的因由

 

为什么要吸引人们进入城市?为什么现在的城市常常如同围城一样,进去的苦不堪言,没进去的却挖空心思想进去?多数人可能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,只是觉得成为城里人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波特若开篇便对城市提出了定义式的看法,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,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地生活。实际上,波特若提出了一座城市产生、存在、扩大的所有理由,便是让投城的人获得更丰裕、繁荣的生活——城市的存在,以共同利益的扩大为结点。

 

同样的意思在三百多年后得到了更全面地阐述。被认为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路易斯·芒福德在他的《城市是什么?》一文中,就城市规划和人类影响提出了基本的主张:城市就是社会活动的剧场,至于其他所有的东西,包括艺术、政治、教育、商业,都是为这个社会喜剧更具有影响,精心设计的舞台能够尽可能地吐出演员们的表演和演出效果。“城市的存在意义就是为各种力量的聚集、内部交换、储备提供固定场所、庇护所及设施;城市的社会意义在于区分社会劳动,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,更是文化进程。整体而言,城市是一个集合体,涵盖了地理学意义上的神经丛、经济组织、制度进程、社会活动的剧场以及艺术象征等各项功能。”

 

按照马克思的说法,人们在物质生产大大丰富之后,便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,投身到其他生产上来。城市化本身便是一种生产。但从城市存在的本真概念出发,可以得出基础的结论:城市居民的社会现实得到满足,是第一位的,包括市场、信息、交通等各种机构,其服务指向都是现实的社会需求。但在近代以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,尤其当我们过多地把发展定义为一种经济指标,甚至数字出官、官出数字的时候,很多城市不顾一切地扩大人口规模、招商引资、扩大工厂,却将教育、社会服务等诸多的基础项目放到了后续的位置上,学校、图书馆、剧院、医院等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一步步边缘化

 

我们的大中城市,近年来纷纷按国际大都市的标准,建设了许多大的公共设施,例如大马路、大绿地、大广场、大标志性建筑,又漂亮又豪华,但伴随这些城市繁荣的却是民间的抱怨非常多,觉得城市规划者在胡折腾。根本的原因在于,我们太多的建设根本不是按照城市需求来设计的,比如大大小小的城市,甚至一些地级城市,大规模地建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会展中心,问题是,居于城市中心的大会展中心,究竟在服务民众上有多大的现实价值?用奢侈浪费换来城市的面子繁荣,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通病。

 

城市兴起与衰亡的因由

 

波特若在开篇便平淡无奇地提出了城市兴起的四个因由:权威、强力、快乐和利益。他将权威与强力落点于伟大个人的建城者,以及其对于民族的征服能力;而快乐则阐述为住所的位置或人的技艺主导和产生的喜悦与快乐。在四个因由中,他最强调的是利益,他以层层递进的描述,将利益的获得归因到处所的便利、土壤的肥沃、运输的轻易等问题上。他说:使一个城市人口富庶和强大的最好方式乃是拥有至高的权威和权力,那将引起对它的从属,从属则集合,集合则强大。当然,今天去看波特若的观点,不能不重视本身的狭隘,尽管这种狭隘是在所难免的。

 

正如该著作中文版的翻译者刘晨光先生在中译本序言中所阐述的:古代社会是具体社会,现代社会是抽象社会。波特若所处现代初萌时期的社会,似乎更近于古代具体社会。但需要看到,现代抽象社会从来没有天然割裂其与古代具体的天然脐带,有很多观念从我们完全可以做出新的解释:权威与强力仍然存在,但已经不是伟大个人的建城者,也不再是对于民族的征服能力,而在于其本身具有的生存、生活的吸引能力是否有权威与强力,比如,这里是否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与高质量的生存服务?所得与支出是否有合理的比例?而从中得到更多快乐与利益的思维,基本可以传承下来,具体地体现在生活发展的质量上面。

 

比起城市的兴起,波特若对于城市衰亡的讨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显然更有价值。当一座城市的管理者动辄将百万、千万人口作为发展目标甚至政绩的时候,是不能没有这些最基础的危机意识的。他在认识城市壮大问题上的基本思路是,人类的生殖能力在他看来变化甚微(在今天的中国更不是什么问题),那么,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城市自身的补给能力上。他说:城市停止生长并衰败的因由,在于城市自身补给能力的贫乏,在于营养与实物的短缺,而且,越是伟大、越是广土众民的城市,越是更加受制于匮乏,因为其需求更多,受更多的必然性的宰制。

 

对于这一点危机,多数城市好像根本看不到,大家都比照伦敦、巴黎、纽约,把自己管辖的不大的小城市,也要不断地将周围吞并,人口从几十万到几百万,目标却是几千万,将周围农村土地与人口征用过来,进入城市化布局的时候,他们好像根本不担心若干年后,大家的吃穿问题。最近,我们的同胞曾荫权先生受到的一次质疑,也反映出在这一点认识上的问题。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,曾荫权在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关于香港发展远景的时候曾表示,要把香港打造成为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,可以和纽约以及伦敦相提并论的国际大都会。这个说法跟我们内地很多官员要把某某建成像上海、北京、香港那样的大城市的表态非常相像。但没有想到,人家没有买账,就是专访他的媒体,紧接着就发出评论文章,认为这是背离发展目标的认识,香港不能够和伦敦比较,因为伦敦依托的,是一个有着六千万人口的英国,它是一个国家的首都,每一个城市的生存环境是不一样的。

 

另外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人口膨胀的危机,但想出来的办法却不高明,比如北京、广州等都轰轰烈烈讨论过限制外来人口的话题,但在尊重自由迁徙的语境当中,中国城市门槛显然撞击了很多人公平的神经。城市究竟要靠什么自由吞吐,保持发展的协调,似乎直到现在,我们并没有太好的智慧。

 

伟大至尊与公共政策

 

遗憾的是,波特若没有把维系城市繁荣落脚于公共政策上,而是在分析过程中,从人性本恶的角度,表现出了对于人性暗淡的看法。只不过到了最后,才提出几句对于城市发展的图景期待。波特若在文章的结尾处用了几百个文字,表现出了对于图景的追求:把城市带入由处所的条件和其他境况所提供的崇高和伟大之中,现在仅取决于我们如何竭力保存、维持和提升其崇高和伟大了。一言以蔽之,此类帮助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供完成它,即是正义、和平和丰裕。正义确保各人的归各人;和平促成耕作、贸易和艺术的繁荣;食物储备的丰裕则维持人们安逸而满足的生活。由此可以断定,所有那些导致城市伟大的事物都可以用以保持其伟大。显然,在波特若地认识深处,核心指向仍然是人,为人在城市中提供舒适的生存空间,为人在城市中找到他想要的利益。

 

指出波特若没有把视点落脚于公共政策,留下了遗憾,这样的指责似乎有求全责备的嫌疑,但在讨论城市化的过程中,公共政策对于城市走向的影响是不能回避的。一个城市应当用怎样的姿态示人,令其表现出更多的特色、人性与尊严,是一个城市规划部门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。城市当然需要,也需要。但是,这应该是一个谨慎的过程,需要认真的规划和科学的认证,而不是个别人脑袋一拍。

 

尊严,词典的解释是尊贵庄严:可尊敬的身份或地位。在经济决定论主导下的城市建设,何谈可尊敬的身份与地位?尊严谈不上的背景下,奢谈什么伟大?当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经济决定论的黑水渗泡的时候,当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热衷于通过拆掉旧房子大造新房子,拆掉旧建筑扩建大广场,然后用高房价塑造城市发展水平,并以此作为约束限制城市人数的时候,其实,我们已经在城市发展的轨道上,逆向地走了许久。

 

 

书名:《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》

作者:[意] 乔万尼*波特若

译者:刘晨光

出版社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6年8月第一版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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